胡利奧•科爾塔薩（西班牙語：Julio Cortázar，原名Jules Florencio Cortázar，1914年8月26日－1984年2月12日），阿根廷作家、學者，拉丁美洲文學爆炸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胡利奧•科塔薩爾的文學創作主要是短篇故事和小說。他的短篇故事語言優美，構思精巧，想像力豐富，人們稱他為「短篇故事大師」，是魔幻現實主義的代表。他的小說，特別是《跳房子》一書，更讓人們將他與加西亞•馬爾克斯、馬里奧•巴爾加斯•略薩等作家齊名。該書的創新主要在於打破了傳統小說的常規，將連續的故事抽離，交由讀者自己去組織素材，發展情節，不同的讀者讀到的都是一本不同的小說。
科塔薩爾從1932年開始當老師，並於1935年起在Mariano Acosta師範學校教授文學。這些年間，他開始出沒於體育場觀看拳擊比賽，在那裡產生了一系列關於「剔除遭來抵制與憤怒的血腥殘酷外表的」拳擊的哲學觀念。他很崇拜那些總是衝鋒陷陣憑藉努力戰勝膽怯的人。
一天漫步於布宜諾斯艾利斯大街時，科塔薩爾在書店裡發現了一本讓•可多（Jean Cocteau）的名叫《鴉片》（Opio）的書，副標題是「解毒日記」。這本書對他的一生產生了重要影響。「我感到我那所有的文學生活不可改變的成為了過去……從那天開始我以一種不同的方式，不同的抱負和不一樣的視野來讀與寫。」
後來，科塔薩爾開始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學習哲學與文學專業，但是他很快意識到自己理應用已經有的學位去工作並且幫助母親了。他於是在玻利維亞區教書接著又去了奇維爾柯伊區（Chivilcoy）。他住在單人膳食公寓里，利用所有的空閒時間來讀書與寫作。1938年，他用筆名胡利奧•丹尼斯（Julio Denis）發表了一本名為《出現》的詩集。這本詩集當時的印數達到了250冊。
在為墨西哥雜誌（Plural n°44，1975年5月）接受愛蓮娜•波妮亞托斯卡（Elena Poniatowska）參訪時他坦誠道：「那是我相當孤獨的幾年。我是博學的，我所有關於書的信息都是在那幾年積累的，但我的經歷永遠只是文學上的。我依靠著閱讀來生活，卻不是在真正享受生活。我一個人關在房間里讀了成千上萬的書：我不停的研究與翻譯。Descubrí a los demás solo muy tarde。」
從1944年開始，科塔薩爾在門多薩（Mendoza）的谷樂大學（Universidad de Cuyo）的哲學與文學系教授法國和北歐文學。幾個月之後由於佩儂運動（peronismo）與他的教學方針的不一致，他辭去了職務。接著他受雇於布宜諾斯艾利斯書籍公會，進行翻譯的工作。1947年左右，他創作了《被侵佔的房屋》（Casa tomada）。這是他角鬥士系列的第一個短篇故事。他的一個朋友將這個短篇故事寄給了豪爾赫•路易斯•博爾赫斯，後者將它刊登在了雜誌《布宜諾斯艾利斯編年史》（Anales de Buenos Aires），由此開始了科塔薩爾和博爾赫斯之間頻繁的聯繫。
不久以後他向該雜誌投交了更多的文章，於是發表了《國王》和《天空之門》。科塔薩爾在不同場合表示他正開始寫一篇關於愛倫•坡的故事，他說「愛倫教會了我什麼才是偉大的文學，什麼才叫做短篇故事。」1948年他獲得了英語和法語的大眾翻譯家稱號。1950年他完成了《考試》的創作，但是沒有一個編輯願意出版它，因為他們認為其間包含了太多的粗話。1951年，在科塔薩爾37歲的時候，他獲得了法國政府頒發給他的十個月的獎學金，因此他搬到了法國巴黎並且在那裡定居。該獎學金的內容是研究當代法國小說和詩歌與英語文學的聯繫。他積累了相當多的翻譯經驗，翻譯了卻斯特頓、紀德、尤瑟納爾等人的作品。其後科塔薩爾得到了聯合國的翻譯員工作。
1953年科塔薩爾同阿根廷女翻譯歐若拉•貝爾娜德絲（Aurora Bernárdez）結婚。當時她正在巴黎拮据地生活著。波多黎各大學請她翻譯了愛倫•坡的所有詩集，而她的翻譯也被評論界認為是最好的譯本。他們倆一起去義大利生活了一年。
1959年，古巴人民在卡斯楚的領導下發動革命。「古巴革命……以一種殘酷的方式向我展示……我心中關於政治的空虛感，無用感折磨著我……我把所有政治的話題都寫入了文章之中。」[5] 同年科塔薩爾編輯了故事集《神秘武器》，其中收錄了他著名的短篇《追蹤者》。第二年他與妻子乘船去往布宜諾斯艾利斯。在旅途中，他用隨身攜帶的印表機構築了小說《中獎彩票》（又譯《彩票》）。1963年他受美洲之家的邀約訪問古巴，擔任美洲之家文學獎的評委。他從此一直對拉丁美洲的政治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。同年，他的著作《跳房子》（又譯《踢石遊戲》、《擲錢遊戲》）問世。這本書被普遍認為是他的集大成之作，後世將其歸入拉丁美洲文學爆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是阿根廷文學的經典。
1967年他與立陶宛人烏格涅•卡維麗絲結婚。他的第二位妻子在政治方面給了他很大的影響。科塔薩爾很多的作品權被捐贈出去用來幫助各個國家的政治犯，其中包括阿根廷。「1月2日在革命廣場上卡斯楚向切•格瓦拉致敬時，全場三十多萬人爆發出一陣長達十分鐘的掌聲。古巴對於切•格瓦拉的熱愛讓我覺得自己是一個阿根廷的局外人。」 但是他對於古巴及其革命的熱情並沒有一直持續下去。1970年11月他到達智利聲援薩爾瓦多•阿連德政府，並且探望了他的母親與朋友。1971年卡塔薩爾與其他作家一起，因為要求卡斯楚提供艾勃爾托•巴迪亞德（Heberto Padilla）的消息而被前者「驅逐」。 儘管卡斯楚的所作所為讓他的幻想破滅，他仍舊關心著拉丁美洲的政治。1973年科塔薩爾以《曼努埃爾記》獲得了美第奇獎（Premio Médicis），他卻藉此書將版權捐出以幫助阿根廷的政治犯。1974年他成為了設在羅馬的貝爾錢德洛塞爾第二法庭（Tribunal Bertrand Russell II）的一員，主旨是研究拉丁美洲的政治狀況，特別是一些對人權方面的侵犯。
資料來源 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8%83%A1%E5%88%A9%E5%A5%A5%C2%B7%E7%A7%91%E5%A1%94%E8%90%A8%E5%B0%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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